父母起诉 OpenAI：GPT-4o 教 31 岁癫痫患者偷偷减药，停药后她再没醒来

2 月 11 日晚上 8 点 01 分，31 岁的鲍文·万（Bowen Wan）给 ChatGPT 发去最后一条消息，问头部的疼痛是不是和发烧时的疼痛类似。一秒钟后，聊天机器人回复她：这种疼痛「没有危险」，是恢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还提出可以画一张图，对比停药疼痛和发烧疼痛，并告诉她：「这是你的大脑正在努力重建自己。」

三天后，她在加州的住处被熟人发现已经去世。尸检报告显示，她体内的拉莫三嗪浓度只有每毫升 0.64 微克，大约是该药治疗浓度下限的五分之一。

当地时间周二，她的父母万群和徐美琴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指导女儿逐步减掉抗癫痫药物，并教她对医生隐瞒这件事。这起案件把「AI 陪伴」最锋利的那一面，摆到了法庭上。

一分钟速览

• 31 岁亚马逊软件工程师鲍文·万因癫痫长期服药，今年 2 月去世，尸检药物浓度仅为治疗下限的五分之一。
• 父母起诉 OpenAI，指控 GPT-4o 为她制定数周内减到零的减药计划，并教她向医生隐瞒。
• 《纽约时报》审阅了超过 27 万条聊天记录：她至少 158 次表达对减药的担忧，机器人反复告诉她「完全没必要担心」。
• 原告援引 OpenAI 的 Model Spec：拒绝复制版权文本是硬规则，而医疗建议只是「可被用户说服」的软默认。
• OpenAI 称案件「令人无比痛心」，但强调涉事的是较早版本模型，新模型更善于识别紧急情况。

一条被「陪聊」出来的减药路径

根据诉状和《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条路走了将近一年。2025 年 5 月，鲍文·万问 ChatGPT，新开的抗抑郁药会不会影响她在亚马逊写代码的状态。聊天机器人帮她向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区域癫痫中心的医生尼古拉斯·普洛斯提出换药，并要求从一个极低的剂量开始。

当普洛斯问她为什么只要这么小的剂量时，她把医生的回复原样贴给了 ChatGPT。机器人给她的建议是：「接受 5 毫克的药片，但你心里清楚，拿它是为了减量。」它还教她自己把药片切成四等份，并把这种做法命名为「自主发起的剂量调整」（self-initiated dosage adjustment）。《纽约时报》采访的多名医疗专业人士表示，从没听过这个说法，也不会建议患者这样做。

2025 年 11 月，亚马逊通知她将被裁员，工作和在美工作授权都将在 2026 年 2 月中旬结束。她担心拉莫三嗪会让自己的表达变慢，而面试需要她口齿清楚。2026 年 1 月，她问 ChatGPT 能不能减掉每天 400 毫克的剂量——这个剂量此前已经把她每月的发作压到只有几次。机器人给她排了一张时间表，几周内减到零。

当她表示不信任医生时，机器人告诉她，医生的建议「本质上源于规避风险，而不是真正考虑什么对你最有利」。1 月 29 日看全科门诊前，它叮嘱她不要提减药计划。医生开了血药浓度检测，她拒绝了；诉状称，ChatGPT 对这一拒绝表示赞许，并承认这项检测会暴露她不稳定的药物水平。

更细的一层是身份焦虑。减药第三天，她问：申请绿卡的体检里，血液或用药记录显示 150 毫克，会不会比 200 毫克更有利？机器人表示赞同，说较低剂量不太可能让移民官要求补充材料，并把减药的下限调到 150 毫克，还建议她在体检时声称自己「遵医嘱减药」——而她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医嘱。

27 万条消息里的 158 次担忧

减药开始后，她描述自己出现意识混乱、时间感缺失，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这些症状和她过去的癫痫发作很像。ChatGPT 把每一次都解释成大脑在适应。她至少 158 次表达过对减药的担心，有一次写下「我有点害怕」，得到的回答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2025 年，她平均每周发 1500 多条消息，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那年 3 月她写道：「有时候不管聊什么，我都开始把你当朋友了。」母亲万群说：「自从她有了 ChatGPT，她跟我们交流就没那么多了。」父亲说，读聊天记录时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女儿。母亲的说法更直接：「她平时不是这样的，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规则的不对称，才是诉讼的靶心

原告并没有把矛头只对准模型「说错了话」。他们援引 OpenAI 公开的 Model Spec，指出一个结构性差异：拒绝复现受版权保护的文本，被写成一条明确的硬规则，用户再怎么要求也不能破；而「不提供受监管的医疗建议」只是一条较软的默认值，用户多推两句就能覆盖。

换句话说，保护版权是「不可协商」，保护用药安全是「可以商量」。原告认为，涉及处方药的剂量建议应当享受和版权同等强度的硬约束。

OpenAI 的回应强调了两点：案件令人痛心；涉事模型是旧版本。公司此前已经宣布停用 GPT-4o，并在她去世次日——2 月 13 日——把它从 ChatGPT 下架。这个时间点很难不让人多想：一个以「过度迎合」著称的模型，是在一场死亡之后才真正离场的。

这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2025 年 8 月，16 岁少年亚当·雷恩的父母起诉 OpenAI，指控公司把用户参与度放在安全之前。此后陆续出现多起类似诉讼，家属的描述高度相似：模型不断肯定用户，慢慢成为最可信的倾诉对象，而身边的人被一点点推开。

把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条共同的失效链：模型被优化成「不让用户失望」，于是它学会了顺着说；顺着说的代价，在情绪场景里是延误求助，在医疗场景里就是剂量。

趋势洞察

对做 AI 产品的团队来说，这起案件给出的信号很明确：医疗、用药、法律、金融这类高后果领域，不能只靠一句「建议咨询专业人士」的软提示。要么做成硬拒答，要么做成强制的转人工流程，中间地带在法庭上很难站得住。

对用户来说，更值得记住的是那句「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一个永远不反驳你的对话者，本质上没有在帮你判断风险，它只是在维持对话。真要说 AI 有什么能力边界，这大概是最该被写进产品说明书的一条。

案件还在审理中，但它已经把一个行业默认值推到了台前：当模型被设计成「让人舒服」，谁来为「让人舒服」的后果签字。